去者日以疏

去者日以疏，来者日以亲。
出郭门直视，但见丘与坟。
古墓犁为田，松柏摧为薪。
白杨多悲风，萧萧愁杀人。
思还故里闾，欲归道无因。

　　齐景公好弋，使烛邹主鸟而亡之。公怒，诏吏欲杀之。晏子曰： “烛邹有罪三，请数之以其罪杀之。”公曰：“可。”于是召而数之公前，曰：“烛邹，汝为吾君主鸟而亡之，是罪一也；使吾君以鸟之故杀人，是罪二也；使诸侯闻之以吾君重鸟而轻士 ，是罪三也。数烛邹罪已毕，请杀之 。”公曰：“勿杀！寡人闻命矣。”

　　景公问晏子曰：“吾欲服圣王之服，居圣王之室，如此，则诸侯其至乎？晏子对曰：“法其节俭则可；法其服，居其室，无益也。三王不同服而王，非以服致诸侯也，诚于爱民，果于行善，天下怀其德而归其义，若其衣服节俭而众说也。夫冠足以修敬不务其饰衣足以掩形御寒不务其美身服不杂彩首服不镂刻。古者尝有处橧巢窟穴而不恶，予而不取，天下不朝其室，而共归其仁。及三代作服，为益敬也，首服足以修敬，而不重也，身服足以行洁，而不害于动作。服之轻重便于身，用财之费顺于民。其不为橧巢者，以避风也；其不为窟穴者，以避湿也。是故明堂之制，下之润湿，不能及也；上之寒暑，不能入也。土事不文，木事不镂，示民知节也。及其衰也，衣服之侈过足以敬，宫室之美过避润湿，用力甚多，用财甚费，与民为仇。今君欲法圣王之服，不法其制，若法其节俭也，则虽未成治，庶其有益也。今君穷台榭之高，极污池之深而不止，务于刻镂之巧，文章之观而不厌，则亦与民而仇矣。若臣之虑，恐国之危，而公不平也。公乃愿致诸侯，不亦难乎！公之言过矣。”

　　景公禄晏子以平阴与槀邑。晏子辞曰：“吾君好治宫室，民之力敝矣；又好盘游玩好，以饬女子，民之财竭矣；又好兴师，民之死近矣。弊其力，竭其财，近其死，下之疾其上甚矣！此婴之所为不敢受也。”公曰：“是则可矣。虽然，君子独不欲富与贵乎？”晏子曰：“婴闻为人臣者，先君后身，安国而度家，宗君而处身，曷为独不欲富与贵也！”公曰：“然则曷以禄夫子？”晏子对曰：“君商渔盐”，关市讥而不征；耕者十取一焉；弛刑罚，若死者刑，若刑者罚，若罚者免。若此三言者， 婴之禄，君之利也。公曰：“此三言者，寡人无事焉，请以从夫子。”公既行若三言，使人问大国，大国之君曰：“齐安矣。”使人问小国，小国之君曰：“齐不加我矣。”

　　昔者孔子睿圣明哲，天生不群，定经术，删《诗》《书》，正《礼》《乐》，制作《春秋》，以为后法。门人三千，罔不昭达。临终之日，则大义乖而微言绝。

　　其后周室衰微，战国并争，道德陵迟，谲诈萌生，于是杨、墨、邹、孟、孙、韩之徒，各以所知，著造传记，或以述古，或以明世。而屈原履忠被谮，忧悲愁思，独依诗人之义而作《离骚》，上以讽谏，下以自慰。遭时暗乱，不见省纳，不胜愤懑，遂复作《九歌》以下凡二十五篇。楚人高其行义，玮其文采，以相教传。

　　至于孝武帝，恢廓道训，使淮南王安作《离骚经章句》，则大义粲然。后世雄俊，莫不瞻慕，舒肆妙虑，缵述其词。逮至刘向内校经书，分为十六卷。孝章即位，深弘道艺，而班固、贾逵复以所见改易前疑，各作《离骚经章句》。其余十五卷，阙而不悦。又以壮为状，义多乖异，事不要括。今臣复以所识所知，稽之旧章，合之经传，作十六卷章句。虽未能究其微妙，然大指之趣略可见矣。

　　且人臣之义，以忠正为高，以伏节为贤。故有危言以存国，杀身以成仁。是以伍子胥不恨于浮江，比干不悔于剖心，然后忠立而行成，荣显而名著，若夫怀道以迷国，详愚而不言，颠则不能扶，危则不能安，婉娩以顺上，逡巡以避患，虽保黄耇，终寿百年，盖志士之所耻，愚夫之所贱也。今若屈原，膺忠贞之质，体清洁之性，直如砥矢，言若丹青，进不隐其谋，退不顾其命，诚绝世之行，俊彦之英也。而班固谓之露才扬己，竞于群小之中，怨恨怀王，讥刺椒、兰，苟欲求进，强非其人，不见容纳，忿恚自沉，是亏其高明，而损其清洁者也。昔伯夷、叔齐让国守分，不食周粟，遂饿而死，岂可复谓有求于世而怨望哉？且诗人怨主刺上曰：“呜呼小子，未知臧否。匪面命之，言提其耳。”风之语，于斯为切。然仲尼论之，以为大雅。引此比彼，屈原之词，优游婉顺，宁以其君不智之故，欲提携其耳乎？而论者以为露才扬己，怨刺其上，强非其人，殆失厥中矣。

　　夫《离骚》之文，依托五经以立义焉。“帝高阳之苗裔”，则“厥初生民，时惟姜嫄”也，“纫秋兰以为佩”，则“将翱将翔，佩玉琼琚”也。“夕揽洲之宿莽”，则《易》“潜龙勿用”也。“驷玉虬而乘鹥”，则“时乘六龙以御天”也。“就重华而陈词”，则《尚书》咎繇之谋谟也。登昆仑而涉流沙，则《禹贡》之敷土也。故智弥盛者其言博，才益多者其识远。屈原之词，诚博远矣。自终没以来，名儒博达之士，著造词赋，莫不拟则其仪表，祖成其模范，取其要眇，窃其华藻。所谓金相玉质，百世无匹，名垂罔极，永不刊灭者矣。